新诗的出现是一个实验过程。朱自清说，“胡适家是‘试’新诗的第一人。他从民国五年七月开始，“他从胡适最初的实验开始，在1916年确定了起点。可以说1916年“开工”意味着新诗的诞生，但我更关注两个时间节点：1917年出版的胡适八首白话诗和1918年出版的胡适、沈印模、刘半农的九首诗。因此，对于新诗百年的起点，我采取了模糊叙述的方式。有时我甚至把叙事推向晚清的“诗坛革命”。

新旧诗的“百年和解”读后感大全

百年的实践，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诗歌从此打破严格的格律的束缚，放弃格律化和文言写作的诉求，开始以白话为工具的自由诗的写作。去掉格律之后的诗歌，仿佛是鸟儿张开了飞翔的翅膀，可以无拘束地展开想象的空间，使中国人的诗歌思维得到无限的展开。新诗的最大贡献在于：可以接纳和表现现代世界的信息、知识和思想，以及开放的与世界沟通的现代人的情感。这是新诗革命带来的最好的结果。

至于有些负面的影响，就是中国诗歌告别古典之后，传统的诗歌韵味有了减弱甚至基本消失的趋向，人们为求“新”而忘“诗”，为用“白话”而忘记“诗”。新是新了，却是诗意没了。因为用了白话而把诗的本质给忘了。

新诗诞生之后，写作变得容易了，但是古代诗人那种对于词语的刻苦锤炼的功夫，那种“苦吟”的功夫却没有了。另一负面的结果是去掉格律之后，诗的音乐性也削弱了。诗可以不用格律，但不能没有作为音乐性的核心的节奏感。我们不妨反问，当新诗等同于日常说话，那还是诗吗？

其实，中国的诗歌传统并没有因新诗的出现而中断。中国诗歌的血脉是“诗言志”。中国传统的诗学强调，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在中国，诗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实用的，中国诗学从来看重诗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五四新诗完全沿袭了这个传统，它志在弃旧图新，救亡图存，从诗入手，并以诗的方式改造人心，进而改变国运。传统没有断流。要说中国诗的传统，传统只有一个，自古到今，没有变，也没有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