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来自五四时期郭沫若的代表作《早安》（1920年1月首次出版，收录在《女神》中）的高潮，一种激动到痉挛的诗声被称为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的名字，先是英文，后是郭沫若用中文两次。在我看来，这首诗也是郭沫若《女神》中最具惠特曼精神的作品。一位尚未毕业的中国青年诗人，以九州岛上自己的小屋为立足点，俯瞰“千变万化的大海”，迎来“茫茫晨光”。他的诗就像“白云”。就这样，“五四”新诗的“诗性语言”以“晨风”的方式将“早安”的问候语“传遍四方”，整个作品就成了向全世界致敬的仪式。

诗歌鉴赏读后感 

在“我的声音”的环球旅行中，诗人问候了苏醒中的祖国和泰戈尔的印度，问候了列宁的俄罗斯和未来派的意大利，问候了金字塔这样的古代奇迹和苏伊士运河这样的现代工程，问候了罗丹的雕塑以及反抗殖民统治的爱尔兰，也不忘问候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的青年同胞们（郭沫若当时自然不会想到，留法运动出身的周恩来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领导，也没法预料到另一位“半工半读”的邓小平最终会代表中共为自己致悼词）。这样的“诗语”和“声音”无疑来自惠特曼的印象，直接让人联想到这位美国伟大诗人的《向世界致敬》（“Salute au Monde！”）。尤其重要的是，在《晨安》中，“五四”新诗获得了为世界开列价值清单、为万物点名、划定寰宇精神疆域的现代性“魔力”。而这样力量，最早正是显现于惠特曼《自我之歌》等名作的列举式呼语：被呼唤到名字的一切事物——从古文明到现代机器，从旧欧洲的手艺到新大陆的批量生产大工业——都平等地融入一个新的统一的精神共同体，这就是惠特曼的民主主义通灵术。

恰在这时，郭沫若的“声音”到达了惠特曼的美国。我们都知道，新大陆在中国的新文化想象中扮演着不容小视的角色。在问候美洲时，郭沫若没有提到那位刚刚在巴黎和会上让亚洲被压迫民族感到了希望又很快失望的威尔逊博士兼总统，而是召唤了革命立国的华盛顿、解放黑奴的林肯和——惠特曼/恢铁莽。整首诗重复着惠特曼的大包大揽的修辞、照单全收的写法，而“晨安”问候的排比也只为惠特曼停顿，变为三呼其名，激扬出最纯粹的呼语法（apostrophe），即对名字本身的召唤、呼喊、感叹，仿佛惠特曼之名具有魔力一样。是的，它的确具有魔力，因为对于郭沫若和中国新诗，惠特曼这个名字就是现代诗语言、现代诗容量的最佳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