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象一场关于奥登的讨论：在1940年后从未读过奥登作品的人和1940年以前从未读过奥登作品的人之间。在最初的认可之后——用诸如“全面”、“流利”、“有时尖锐”等形容词——他们之间就会出现一道令人费解的裂痕，其中一句话说的是一位极其激动人心的英国社会诗人，充满活力的非文学粗俗和独特的清晰，而另一位则是一位迷人的、书呆子气的美国天才太健谈了被记住，太理智而不能被感动。此外，他们不仅在奥登的诗歌品质上有分歧：他的诗歌标准也有很大的差异。

诗词阅读感想 是什么成就了奥登？

正是这样一种经验可以让人认识到：最近二十年对于奥登声誉的增长来说几乎微乎其微。为什么会这样？如今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创造力；晚近的作品显示着同样的对经验的敏捷，并混合着新颖的且（理论上）成熟的主题；尚未失掉幽默感。可是，人们用《诗与谣曲：第三辑》证明史文朋的地位，但没人想用《阿喀琉斯之盾》证明奥登的地位。

最近出现的诗集《向克莱奥致敬》标志着奥登诗歌生涯第三个十年的结束，但改变不了以下事实：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几乎没有超出奥登的第一个十年。我们无须回忆他的品质——变幻莫测的修辞、天衣无缝的抒情、对戏剧性的瞬间把握——而只要领会是什么让这种品质成功了，我们必须弄清楚他的诗曾在何种程度上深入自己的时代。毫无疑问，奥登是第一名“现代”诗人，他能十分自然地运用现代资源（“一辆孤独的卡车，秋天里 / 调转方向的最后一辆”），他是现代的，并信奉着一种非华兹华斯主义（neo-Wordsworthianism），努力把诗用于服务工人阶级运动，他称为“难忘的口音”，并不会在《失乐园》和《年轻小伙戴夫》之间划定理论界限。我所持的观点是：如果诗人不关心时代的需要并与治疗者及探索者（多么典型的形象！）成为近亲，他的作品理应被忽视。

自蒲柏以来，极少数诗人如此忠于时代。要精通奥登的诗，我们不仅要辨认出巴恩斯主教、科格伦的棺材、凡•德•鲁勃以及《最后的希望与遗言》（《冰岛信札》，与麦克尼斯合著）里全部的传记资料；我们会发现西班牙与中国；在以上这一切中，我们遇到的不仅是可能性而是其困扰：感到工人阶级条件的恶劣，感觉事情需要从某些地方来一些刺激，在眼角搜寻法西斯主义的升起，对犹太人的迫害，对下一次大战的恐惧，其中一半是对上次战争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