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新诗风”的出现是急功近利的，正好赶上了“西学东渐”的影响。毋庸讳言，当时许多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包括我们的语言系统。

由于文言文体系的复杂性，社会上很多人无法很好地交流。读过书的人很难与普通人交流，更不用说很多没读过书的人了。

现代新诗到底应该“新”在何处

这是“新文化运动”实现救国目标的必要手段。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改革“体制”迫在眉睫。

这就是白话文运动的目的。

现在，许多人发现很难理解文言文。这并不奇怪，因为100多年前，我国改变了语言使用方式，用“白话”取代了“文言文”。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

那么，在文言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必须随着语言系统的变化而改变。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诗”，就像前两次过渡一样。

但有趣的是，由于我国没有选择将文本拉丁化为简单的语音文字，改革的方向应该从诗歌表达的内容入手。

因此，当时许多人热衷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希望总结出具体的规律，对汉字的书写规则做出新的规划。

这是“新诗”产生的社会背景。

翻译作品与中国原始文学传统不符，尤其是重韵文的诗歌。许多外国诗歌在原语言系统中都有韵脚，但按其意义译成汉字时，就失去了韵律。许多诗歌在表现形式上有其特定的形式，但由于翻译成汉语，也失去了形式的特点。

典型的是十四行诗。

这一点在回溯中不难发现，但当时存在一个误区，即旧体诗歌要想在新的“白话制度”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摒弃固有的形式，用不平衡的白话来完成。似乎只有在形式上完全摒弃旧体诗的格律模式，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才是新诗的“新”。

因此，在内容变化之前，形式的颠覆已经出现。

早在1916年梁启超提出以“欧洲情话句”发动“诗歌革命”后，胡适就提出了“以诗作曲”的思想。这将是“一网打尽”的内容和形式，但在形式上的表现更为明显。

周作人、鲁迅、傅斯年、康白卿、刘半农等纷纷回应。一时间，现代新诗相继问世。其中，最具开拓性的是周作人的《河》。

周作人对这条河也有疑虑

有人问我这首诗是什么形式的，我自己都答不上来。法国的波德莱尔所倡导的散文诗有点相似，但他是以散文的形式来写的，现在它被分成了几行。内容大致与欧洲民歌相似，原本想要的是西安的韵味，现在却没有了韵味。或者不是诗歌，我也不知道，但这并不重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文化界很多人对新诗并不是很了解，包括创作者，或多或少都有点怀疑。

特别是周作人等人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他们知道外国诗歌有固定的格式，但现在他们的作品和外国诗歌有本质的区别。

这是现代新诗在形式上的激进表达，但在内容上也存在混乱。

文学体裁的形式很容易发生变化，尤其是没有方向性和随意性变化的形式。然而，要改变文化的影响，从小就逐渐形成“诗人”的思维方式是很难的。

因此，有人在新诗中运用了旧体诗的意境，如戴望舒、卞之琳等。

卞之琳的端章家喻户晓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月亮装饰你的窗户，你装饰别人的梦想。

四句等长的句子虽不统一，但从意境和画面感的角度来看，它们只是旧式诗歌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上是现代新诗，但表达内容和意境的方式是旧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