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他们有的选择了杜甫的诗歌，有的则没有。这是杜甫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忠刚先生和陈尚君先生曾专门撰文探讨杜甫诗歌的早期传播，现有的研究结论基本可信。不同诗集对杜甫诗歌的选择与失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甫早期认识和传播的一些特点，其原因和影响仍需详细探讨和梳理。

杜甫的诗竟意外落选

根据与杜甫的关系，现存唐人选唐诗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在杜甫出生之前编选或中唐以来编选却具有特定编选目的（诗人身份、籍贯或某种主题、限定时间）的诗选，如《翰林学士集》《珠英集》《搜玉小集》《国秀集》以及《丹阳集》《御览诗》等，它们都不选杜诗，其原因清晰明确，不涉及杜诗评价，这里不予讨论。第二类，中唐之后通选本基本上选录杜诗。如顾陶《唐诗类选》和韦庄《又玄集》选录杜诗，而唐末韦縠《才调集》虽不选录杜诗却承认杜诗成就，其序解释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为什么中唐之后选本普遍选录杜诗？这当然是因为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中唐已经确立——虽不及在宋代几乎被推尊为诗史第一人的地位。第三类，以杜甫同时代作家作品为收录范围的三种诗选，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诗坛风气和主潮，《箧中集》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思想动向，这些是当时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杜诗亦在这三部诗选入选范围之内，却都先、后意外落选。原因何在？

《河岳英灵集》是被认为最能代表盛唐诗歌理想的诗选，盛唐诗坛重要人物基本入选其中。其序称其收诗起于开元二年，止于天宝十二载，而这个时间正与杜甫创作前期重合。杜甫当时诗歌创作数量也不少，却没有引起诗坛和殷璠的注意。除了进入长安较迟、年资不深这一客观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应是杜诗本身问题，即其内容、艺术风格和当时主流风尚并不一致。如深受今人赞美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借写景而喻时事乃至“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的高自标置，反而不如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的即景写实、淡定优雅，杜诗“沉郁顿挫”风格不太符合殷璠气象高华、“风骨”与“声律”兼备的要求。另外，殷璠所谓“风骨”不仅是对诗歌内容的要求，也是对作家人格、气质的要求，杜甫为出仕所逼迫到处干谒，奔竞权门，甚至不惜巴结权奸，且其自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寒酸，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也情不自禁诉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之艰辛，这种作风显然无法为殷璠所能理解和接受。